暴力事件后 如何帮孩子消除心理恐惧

 

　　卢悦 资深心理咨询师，本版特约心理专家

 

　　3月23日，42岁的郑民生在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连续砍杀正在排队进校门的学生，致8名孩子死亡5人重伤。一位原本被同情的未婚失业医生，演变成亿万人痛恨、诅咒的杀人恶魔。不仅是南平本地的家长人心惶惶，连外围的各大城市家长们都开始担忧、惧怕，要求学校改变校规让学生们随到随进的呼声此起彼伏。“改变校规”其实是想改变什么？除了诅咒郑民生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这就是恶性循环，富者的壁垒越高，穷者的仇恨越深。仇恨越深，而壁垒越高。

 

　　新京报：近两年恶性杀人事件出现频繁，杀人者很多都处于社会底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卢悦：其实人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贵族学校、贵族小区、、VIP通道，都试图进行某种阶层的隔离，但这样就会让整个社会的生态出现问题，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沟壑严重对立，导致问题的滋生。这就是恶性循环，富者的壁垒越高，穷者的仇恨越深。仇恨越深，而壁垒越高。而且富者与穷者之间没有缓冲地带，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没有缓冲地带。

 

　　当这种杀人犯出现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也就是“陌生人”社会，这种事件提醒我们，以前的“熟人”社会的瓦解之后会出现一个真空期，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和孤独会导致族群的对立与仇恨，我们需要社会的中间阶层，需要有社团组织，取代已经消失的熟人社会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强调志愿精神），对社会边缘群体进行足够的心理援助，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像这样的“象征性”杀人狂出现。这是一个警示或者说黄色警报，提醒我们社会要促进中间阶层，NGO的出现。允许一些合法的宗教团体或者说公益社团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非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及相关机构。

 

 

　　卢悦：并非因为具体与某人或某人群有仇怨而选择向某人或某人群实施报复，杀人的动机针对的是社会或者某个阶层。你在《心理追凶》这样的美国连续剧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案例，或者说反社会型人格凶手的涌现。

 

 

　　中国人有种将孩子当成出气筒的潜文化；伤害孩子就是伤害父母。

 

　　新京报：我用GOOGLE搜索“幼儿园惨案”，发现北京、河南、苏州等地都发生过成年人杀害幼儿园孩子，却未见有国外的类似事件；相反，国外的校园惨案有很多起，但都是在校生袭击母校，而且以高中生、大学生居多。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卢悦：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这让我想起了“跨界”这个词。一个成年人，在成年世界里遇到的挫折，却转而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寻求复仇，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首先，在国外，针对孩子犯罪是一件非常令人发指的事情，但在中国，侵犯孩子，似乎并不是一件非常让人痛恨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看到很多教师体罚孩子的新闻，让孩子喝尿、吃屎、脱衣服侮辱……至于家长对孩子的侵害更是堂而皇之，这在国外是犯罪，而在中国，最多让老师辞职了事，至于家长，只要没出人命，一般没有人管。所以无形中，中国人将孩子当成出气筒的潜文化。

 

　　其次，在中国，孩子和家长的联系非常紧密，紧密到几乎合二为一的状态了，但是在国外，孩子和父母之间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边界感，那就是孩子从很小就开始自己睡觉，就开始有自己的生活轨迹，而在中国，可能你即使三十岁了，依然是父母的一部分。“伤害孩子就是伤害父母”这种没有分化思想的杀人者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特色。

 

　　新京报：但据多家媒体报道，郑民生平时很喜欢孩子啊。

 

　　卢悦：在心理学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有一种叫投射，也就是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特色投到对方身上，因为对方身上有和自己内心相似的部分，于是就用对待自己内心一部分的方式来对待那个人，那个人成为你内心的代言人或者说替罪羊。其实郑是要自杀的，在他的心理世界杀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内心的幼儿园。他内心幼儿园里的孩子的需要是渴望被疼爱，被认可，被承认，被认同，是脆弱和需要的象征，而当他对外界绝望的时候，这些孩子就无法生存下去，或者说他一直和自己的种种真实的自我的一部分做斗争，痛恨自己内心稚嫩的部分，于是他干脆通过将这种杀伤投到外面来实现这种割除。

 

　　有时你会看到很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会把自己的孩子打成遍体鳞伤，而家长看到孩子被自己打成这个样子会痛苦万分。

 

　　其实这个家长在心理意义上不是打孩子，是打她自己内心孩子的那部分。

 

 

　　如果连父母都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孩子内心的稳定感也会开始动摇。

 

　　新京报：福建南平事件发生后，不仅是当地，很多城市的家长都开始要求学校提前开门，让学生随到随进，你怎么看待家长们这种焦虑？

 

　　卢悦：要求学校单方面承担责任，其实是一种遇到危机以后心理的过度补偿行为。恐慌首先是一种投射，首先孩子被绑架和被砍杀都是小概率事件，当然在某些地方的某个时段可能是经常发生的，我敢说校园事故的死亡率一定大于这类事件的死亡率，但家长对后者的担心远远大于前者。这个投射其实就是将自己在事业上或者说情感上的不安全感投到孩子身上。孩子只不过是家长们表达内心恐惧的一个媒介。因为孩子就代表着家长们内心脆弱的一面，所以如果他们过度对这些无法预防的事情关注的话，他们就要看看是否是他们操心的其实是自己的事，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新京报：家里有孩子在场，成年人间议论此事要注意些什么？

 

　　卢悦：对于本地的家长，首先要处理自己的恐慌情绪，因为对孩子而言，父母以及老师的情绪是他们的情绪源头。最让人恐惧的不是恐惧的事情，而是恐惧本身。除了砍人事件的当事人以外的人，都是口耳相传的，而孩子们记住的不是那件事的恐怖，而是父母老师的表情、说话时的神态与手势，这是孩子真正害怕的东西。如果连父母都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他们内心的稳定感也开始动摇。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可以依靠的对象。这是最恐怖的事情，至于那些恐怖事件本身对孩子而言就像是恐怖片一样，会在听的时候产生一些情绪，但只要他们的世界是稳定的，他们的心理就是健康的。

 

　　新京报：如果孩子问起，家长们应该怎么向孩子讲述呢？

 

　　卢悦：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会有悲剧发生，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但这件事本身而言是一件发生概率比较小的事情。但宣讲不如听孩子讲述他们内心的恐惧。一般而言，不要担心孩子恐惧，而要担心孩子有恐惧不能说出来，当然孩子的恐惧有时需要时间才能说出来，比如可以跟孩子说，爸爸妈妈想让你知道，如果你觉得需要跟妈妈说说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我们随时都在这里。

 

　　还要告诉孩子，这是一个悲剧，不仅是为那些受伤和死去的孩子，也为那个杀人犯哀悼。我记得美国有个州立中学，一个中学生持枪打死很多同学和老师，很多遇难孩子的家长也为那个持枪杀人的孩子祈祷。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关于生命教育的时机，记往，以暴力对待暴力是暴力之所以流行的根源。

 

 

 

 

　　去年获得金球奖的《在云端》就是说有一个公司专门做裁员公司的生意，提供裁员告知以及相关的心理援助。这就是陌生人社会的极致表现———我们都是陌生人，但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当心理援助成为一门生意，帮助别人的质量和效率会大大提高。

 

 

 

　　不管向孩子讲述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强化孩子是脆弱的，是不能自我保护的观念，这会让孩子对世界产生敌意或者恐惧感，让他们变得退缩和不自信。不仅要注重孩子的人身安全，也要重视他们的心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