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具有顽固自杀念头的高危人群 悲伤信号会遗传

 

    　美国人埃丽卡•埃尔南德兹在18岁时两度试图自杀。她吞下“家里的每一粒药丸”，后来又企图酗酒致死。幸好救援及时。现已31岁的她最终在教会及一个亲子心理治疗小组找到了平静。

 

    每年全世界有几百万人试图自杀，其中近100万人自杀成功。现在经济危机又为这一现象推波助澜。在美国，自杀是排名第11位的死亡原因；在15至24岁的美国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排名第三。而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开展的有关调查显示，在中国，自杀已成为15至34岁青壮年的首要死因。

 

    研究人员发现，光有死的想法并不足以导致自杀，人们还需要执行自杀计划的决心。这个决心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无所畏惧、能忍受疼痛、冲动行事等。

 

    “没有人会单单因为一件事就自杀。”美国物质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局自杀预防部首席公共健康顾问理查德•麦基翁说，“大部分失业者、流离失所的人都没有自杀。”但如果他们感到非常羞愧和无助，并有了结束生命的决心，也许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危险的自杀风暴之中。

 

 

    自杀研究者一直倾向于研究那些使人想一死了之的社会因素和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但现在，他们又发掘了一些新的线索：家族史。在2002年一项针对4262名丹麦自杀者进行的研究中，丹麦奥胡斯大学全国登记式研究中心副教授秦萍（音译）和同事认为，有自杀家族史的人自杀风险会提高2.5倍。被称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诗人、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西尔维亚•普拉斯（她在寓所里打开煤气阀门自杀）的儿子尼古拉斯•休斯去年向世人证实，他遗传了母亲的倾向——他自缢身亡。

 

    美国精神病学家布拉德利•彼得森去年利用磁共振扫描技术，对比了66名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以及65名没有此类家族史的人的大脑结构。结果显示，有家族史的人，大脑右半球皮层平均薄了28%。重度抑郁患者的后代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大脑中出现了这种变化。

 

    右半球的脑皮层越薄，人们遭遇的认知问题就越多，例如记忆变差。这会导致个体不能正常地加工、处理社会刺激，人际关系出现障碍，以及抑郁。

 

    人际障碍往往会导致自杀。2009年8月，48岁的美国人乔治•索迪尼在健身俱乐部杀死3人后自杀（编者注：详见本报2009年8月11日“新闻故事”版）。他在个人网页上抱怨多年来一直遭受女性拒绝，已经19年没有性生活了。“女人就是不喜欢我。”他写道。

 

 

    2000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约翰•布莱克韦尔德因为恋童癖被囚禁，他想自杀，但因为太害怕而放弃。最后，他勒死了同狱一名已定罪的杀人犯，试图以此获得死刑。2004年5月26日，佛罗里达州通过注射将其处死。

 

    一个人如果太胆小而做不到故意伤害自己，他（她）真正尝试自杀的可能性就不大。是什么原因使人敢于尝试自杀呢？其中一个答案是经验。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乔伊纳认为：“使人习惯疼痛、受伤或者死亡的经验，使他们越来越无所畏惧。”这类经验包括静脉药物注射、自我伤害以及不成功的自杀尝试。

 

    2008年，法国巴黎圣安妮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对自残与自杀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研究涉及自杀、自残（包括刀割、挫伤、烧烫、撕咬等）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BPD，表现为情绪、人际关系以及行为的不稳定）。研究人员称，一半以上的BPD患者会故意自残，5%至10%的人死于自杀，这一比例比普通人群高400倍。原因可能是自残者不断增长的攻击性，以及对自己行为致命性的低估。

 

    美国心理学家雪莉•延认为，自残者往往并不想自杀，而是想让自己感觉好些——身体上的疼痛可能缓解了精神上的痛苦，甚至盖过心理上的疼痛。但他们偶尔走向极端——对自己的伤害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受伤的感觉。有时这种行为就会以死亡的悲剧收场。

 

 

    厌食症患者的自杀风险较高，或许因为他们更能忍受饥饿引起的痛苦。乔伊纳说，他们“可能适应了痛苦的体验，因此能采用非常致命的方式自杀。”

 

    对疼痛更强的忍受能力，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男性更可能自杀成功。在1997年到2005年间发生在美国密歇根州韦恩郡的807起枪械自杀案中，朝头部开枪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一半。对疼痛和毁容的担心，以及较弱的死亡决心，使女性较少使用如此致命的武器自杀。

 

    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冲动，这也加剧了自杀问题。“冲动让人觉得自己经常处于痛苦或富于挑衅的情境中，”乔伊纳说，“这反过来使他适应痛苦和恐惧。一旦有了死亡欲望，他就不会害怕自杀。”

 

    物质滥用是情绪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酒精很容易使人失控，过度饮酒的人自杀风险很高。研究显示，在寻求治疗的酗酒者中，有40%的患者自称曾试图自杀，这一数字比一般人群高6至10倍。

 

 

    死亡动机和执行死亡计划的勇气，是自杀行为的两个必要因素。如何与之斗争？针对第一个因素，美国政府想从青少年入手。去年，美国物质滥用与精神健康服务局发起了“儿童健康中未满足需求的联合行动”项目，旨在促进8岁以下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和行为健康。

 

    大脑右半球皮层变薄是识别抑郁症的一种方法。彼得森说，这样的人遭遇抑郁的可能性有80%，因此这些人或许应该接受预防性的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

 

    有些方法没有改变人们的生存欲望，但也防止了自杀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者威廉•普赖德莫尔等人发现，自从斯洛文尼亚限制酒精销售的时间和地点，并规定饮酒者的最小年龄为18岁，这一地区的自杀率显著下降。

 

    使自杀难以实施，如严格限制枪支、家用天然气、汽车尾气中的有毒气体等，也能减少自杀。1998年，英国规定普通商店中销售的对乙酰氨基酚（有解热镇痛作用，用于神经痛、癌痛及手术后止痛等）每包最多含16片，此后，由于过量服用非处方药物而中毒身亡的情况减少了。

 

    设置物理障碍也可降低自杀率。如果在大桥下设置防护网，人们就不能跳桥自杀。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去年4月发表的一篇综述显示，英国供应的燃气从有毒的煤气改为无毒的北海天然气后，英国自杀率显著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煤气是英国最常用的自杀手段）。

 

    埃尔南德兹不愿女儿出现任何自杀征兆。她和1岁的女儿每周都参加亲子心理治疗小组，还参加纽约蒙特菲尔儿童医院的健康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从生命早期开始预防高危家庭成员的精神障碍。项目负责人拉希尔•布里格斯说：“甚至有两天大的婴儿来参加我们的项目，我们要做的就是预防、预防、再预防。”（选自《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杂志）